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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期的袁世凯:凯末尔踢翻了他的龙椅?

文章作者:admin    时间:2021-08-06 21:55

 

  1915年,厮杀于加里波利半岛的凯末尔怎么也想不到,他的胜败竟然紧紧牵系着一个遥远东方国家的命运。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当我们尚且把中美贸易战当作饭后谈资时,一百年前的先辈正经由外国报纸获知巴黎和会交涉失败,山东继续由日本接管。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正是当时中国的写照。历史教科书也告诉我们,北洋时期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袁世凯卖国求荣,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屈辱条约以求称帝野心;巴黎和会更是近代外交史上标志性的惨痛记忆。

  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发现,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未必符合史实,袁世凯未必是勾结日本的卖国贼,表面上勾心斗角、懦弱无能的北洋政府也有据理力争、捍卫国家权益的外交实践。

  10月25日,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做客北京大学“社科文献大讲堂”,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侯中军、罗敏一起探讨了一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洪宪帝制为什么与一战息息相关?为什么日本把“二十一条”看作是外交失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是如何制定政策的?专注北洋史的唐启华教授采用”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法”,通过比照中、英、日三国外交档案,重建史实,对这些历史问题一一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新京报记者根据座谈录音,整理出了当晚的主要讲座内容。

  唐启华,台湾著名历史学者,目前为东海大学历史学系专任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中英外交史,现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目前在大陆已出版著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及《洪宪帝制外交》。

  在中文语境下,袁世凯几乎天然就是“窃国大盗”、“卖国贼”、阴险狡诈、权欲妄纵的代名词。尤其是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不惜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出卖国权,换取日本的支持。唐启华教授发现,英国和日本的研究与传统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为什么英国人非常推崇袁世凯呢?

  袁世凯在1912年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没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欧洲打响了。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与夫人在萨拉热窝出席会议之后,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暗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提出了一个月的“最后通牒”。塞尔维亚无法接受全部条件,于是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宣战。本来只有欧洲战场的战争,没有多久就把战火延烧到了东亚。日本借口英日同盟的关系,9月2日宣战德国,出兵山东进攻青岛,攻打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

  当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英日两国要求,一起出兵攻打胶州,遭到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拒绝。等到11月日本攻占胶州以后,袁世凯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不但不撤,反而要求继承德国在胶州的权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把国内所有对华的要求集中成五号共二十一条,在1915年1月18日提送给袁世凯,这也就是恶名昭彰的“二十一条”要求。

  “二十一条”在过去常常被看作是袁世凯卖国求荣的罪证。然而,多国的外交档案证实,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主谈代表的袁世凯政府在交涉过程中没有轻易答应日方的条件,反而在每一条条约上都是寸步不让、据理力争的态度。袁世凯一方面使用拖延战术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日本元老院与外务省的矛盾进行游说,双方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谈判,直到四月底依旧没有结果。最后日本只能用“最后通牒”的方式逼迫中国接受了部分条约。

  最终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只有原先的“十二条”:原本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也加进了限制条件。英国的档案认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的表现中压倒了日本,日本也自认受到了袁世凯的顽抗,得不偿失。当时主持二十一条交涉的日本外务省大臣加藤高明事后称这次交涉是日本的“世纪之败”。

  “二十一条”谈判时的中日代表。左一为曹汝霖,左二为陆征祥。右二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奈良冈聪智在2015年“二十一条” 一百周年之际,写了一本《何为“二十一条”:一战与中日对立的原点》,出版半年以后就得到日本学术大赏,广受好评。该书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之前,中日关系相对友好,日本在国际上也得到很多支持。“二十一条”之后,世界各国猜忌日本,中日陷入了长达30年持久的激烈冲突。

  日本获得了表面的胜利并在之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袁世凯政府寸土必争,为谈判中明显处于下风的中国避免了更可怖的后果。如果说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中国没有与日本达成私下交易,那么为什么条约刚一签订,袁世凯就立马称帝了呢?

  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笼络了不少人心,尤其得到北洋军人的全力支持,所以在“二十一条”交涉以后很多北洋军人开始怂恿他黄袍加身。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指出,君主立宪的道路在上世纪初的中国一直有着不小的呼声。时任学务副大臣的杨度与严复、刘师培等人自发成立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的复辟做准备。他的《君宪救国论》一出,就被袁世凯称为“至理名言”。

  除去国内的支持,袁世凯更把目光放到了国际舞台,一战的爆发给他提供了实现权力野心的契机。“二十一条”交涉时期,欧洲战场如火如荼。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西线和东线都占据了上风,在南线跟塞尔维亚僵持。同盟国和协约国都在寻找突破口,拉拢他国参战,其中包括东亚的中国。此时提出恢复帝制,西方列强无暇顾及,更不敢轻易得罪。

  袁世凯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的态度。“二十一条”的谈判刚刚挫了日本的锐气,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又在9月好几次发言,向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对袁世凯表达善意。于是在10月6日,袁世凯下令各省开始国体投票。

  让袁世凯没想到的是,10月日本内阁改组,新任的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主张干涉洪宪帝制,至少要交换条件。10月28日,日本协同英国、法国对袁世凯进行了第一次劝告。

  与传统观点相反,袁世凯非但没有迎合日本换取称帝,反而因为称帝成为了日本的“眼中钉”。日本反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二十一条”交涉里看到袁世凯在外交上“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认定袁世凯是日本称霸东亚、推动大陆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于是希望利用袁世凯称帝的弱点,全力把袁世凯扳倒,给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奠定良好的基础。

  当时各省已经开始国体投票,骑虎难下的袁世凯展开了反制的行动。提出反制意见的是袁世凯的亲信,税务督办梁士诒。他建议袁世凯参加欧战,对德宣战,争取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来压制日本。1915年9月6日,梁士诒和英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中国正式参战。袁世凯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参战取胜,帝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能和日本平起平坐。日本也看破了这点,极力阻碍中国参战,不让袁世凯称帝。

  “西引入战团,东不允,东劝缓,西不助。联恐德先承认,绝其所望,不敢迟认。西先认,东自不能独异。”

  西方各国意图把中国引入战场,唯独东方(日本)不同意。日本劝中国暂缓称帝的主张也没有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协约国担心德奥先于自己一步承认洪宪帝制,必然不敢怠慢中国。只要西方列强率先承认帝制,日本也就没法表达异议了。

  英国的力量当时在世界上是超级强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都大力支持。所以袁世凯认为,以英、法、俄,美,甚至加上德、奥的支持,日本并不足为患。可见当时袁世凯对自己的称帝仍然自信满满。

  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加入了德奥联盟,局势对于协约国来说非常不利。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他大胆地提议海军舰队出击,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逼迫土耳其人退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

  英军舰队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之时,遇到了德国和土耳其海军布下的水雷阵。英国舰队损失惨重,只好采用陆军强行登陆。从1919年2月到11月,20多万英军和澳新联军登陆加里波利半岛,与同盟军展开激烈的交火,这是诺曼底登陆之前最大规模的登陆战。登陆军队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顽抗,当时率军阻击的是后来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这段时间正是洪宪帝制外交的关键时期。

  1915年11月23日,在战事连番不利,士兵损伤惨重之下,英国下令按阶段撤退,加里波利战役以协约国的失败告终。这次失利让英国不得不对日本妥协,以丘吉尔为首支持中国的右翼只得放弃中国。12月6日,英国承认日本在东亚居主导地位。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革命家、改革家、作家,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加里波利之战中两次率军阻击协约国的登陆,赢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美誉。

  在各省国体投票已经完成,洪宪帝制正推动到高潮之时,袁世凯失去了最重要的国际盟友,从此面临着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局面。事实上护国军的反对力量并不强大,而且所有国内的反袁势力背后都有日本支持,包括护国军起义、广西的独立、广东的独立,等等。1916年2月底,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全力护国军的时候,护国军已经几乎被击败,而日本内阁却在3月7日通过支持护国军全力倒袁。

  袁世凯的皇帝梦最后还是在日本坚定不移地阻挠下破灭了,洪宪帝制可谓“功败垂成”。袁世凯对于局势的判断并非无可取之处,只因世界局势的变动太大,影响太广,远远超出了袁世凯能把控的范围。“凯末尔踢翻了袁世凯的龙椅”虽是一句戏言,却不难看出一战竟与中国外交甚至内政息息相关。欧洲战场对处于东亚的中国局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蝴蝶效应。

  唐启华教授认为,袁世凯始终坚持中国之自主与体面,不肯对日迁就,殆为其失败主因。他的外交手段十分辛辣,深为日本所忌恨。世传袁世凯死前撰有自挽曰:“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参照历史之后的走向,袁氏认为自己之失败“为日本去一大敌”,绝非虚语。

  袁世凯的去世使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北京政府不得不选择亲日。等到一战快要结束之时,战后和谈又成了中国外交的主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寄希望于巴黎和会,实现“修约”甚至废除不平等条约。此时的外交政策又逐渐转向了“联美制日”,当时的关键人物是大总统徐世昌和外交总长陆征祥。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当选大总统,从1918年11月11日一战停火,到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之间的两个月里,中国需要迅速组成代表团并制定外交政策。此时的北京政府分为主张亲日的“段派”(段祺瑞)和主张亲美的“徐派”(徐世昌)。总统虽然是亲美派,实际掌权的却是亲日的段祺瑞。

  当时北京政府和日本已经有各式各样的协议,包括“二十一条”之后的《中日民四条约》,段祺瑞执政时期的《山东问题换文》,基本同意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中国代表团在出发巴黎之时,北京政府并不准备提出山东问题。

  北京政府的政策是亲日联美,齐头并进。没想到11月下旬,外交总长陆征祥准备出访巴黎时,美国给中国放出强烈讯号,必须两者择其一,要么亲日,要么亲美,不能亲日又联美。这给北京政府出了难题。陆征祥这样一位看上去懦弱寡断的书生,在历史当头做出了重大的决断。

  欧亚长途旅行在当时特别艰难,陆征祥前往巴黎的海上航线先要取道日本,穿过太平洋抵达美国,再绕到巴黎。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陆征祥逐步地改变了北京政府原先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陆征祥原先要求觐见日本天皇、首相和外务大臣,商讨中日在巴黎和会上如何合作。但陆征祥抵达日本时即称生病,取消了和日本政府的一切活动,开始疏远日本。最后勉强和日本外相会谈了两个小时。日本记者当时报道,陆征祥答应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合作,不提山东问题。因此等到后来中国提出山东问题时,日本方面认为中国背信,连篇累牍地谴责陆征祥,以至于陆征祥“神隐”于有日方代表出席的会议。

  另一方面,陆征祥在抵达美国后,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美国政府提供了最热情的款待,安排了最豪华的旅馆。派 “乔治·华盛顿”号总统坐舰护送陆征祥前往巴黎。美国甚至帮助中国调和派系斗争,组成了南北合作的代表团:北京政府的陆征祥,广州政府的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和驻比公使魏宸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政策就在代表团启程之后的一个多月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亲日联美”变成了“联美制日“。

  由于美国的支持,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一度在山东问题上占到上风。后来国际局势变化,意大利退会,日本又以种族平等和不加入国联为要挟,威尔逊总统最后做出了妥协。虽然如此,美国并没有全盘背弃中国。协商的结果是日本口头承诺在山东只保留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等将来归还中国。中国代表团成员深知,签约可能对中国更有利,但考虑到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最终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表现常常由于山东问题未予解决而被看作是屈辱。唐启华教授认为,山东问题的解决是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的连贯过程,没有之前的口头承诺未必会有华盛顿会议的胜利。此外,巴黎和会还取得了其他的成果,比如签订对奥条约;会后从德国处争取到大笔战争赔款;成为国联创始国等。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卓有成效的,至少不是失败的。

  一战前后,北洋政府的外交并没有过去理解中的那么不堪,无论是当时的主政者袁世凯,抑或是执行官陆征祥,以及走在外事交涉第一线的顾维钧、王正廷们,都在据理力争、捍卫国权上面有着亮眼的表现。

  多国档案的对照分析,把外交史与世界史相联系,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更整全的理解。这并非是对前人研究的翻案,而是试图打破政党宣传、民族主义的遮蔽,与过往研究构建良性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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